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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如何立法主動承擔納粹大屠殺罪責

  □翟巍   今年12月13日為首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日本右翼勢力至今仍失口否認大屠殺。與日本的做法截然相反,德國不僅深刻反省,還立法全面承擔了納粹大屠殺歷史罪責,因此也獲得了國際社會一致肯定。   二戰後,盟國為了根除德國納粹主義與軍國主義思想,開啟了以反省納粹歷史為核心的德國國民再教育活動。這成為德國國民反省與承擔大屠殺罪責的初始動因。1951年9月27日,德國總理阿登納在聯邦議會進行了歷史性演講,明確宣稱德國負有賠償納粹受害者的歷史責任。以此事件為契機,德國從政治、經濟與外交層面對納粹大屠殺歷史進行深刻懺悔,並對受害者展開經濟賠償。20世紀50年代以來,在阿登納、勃蘭特等德國政治家的引導下,德國反省與承擔大屠殺罪責的活動逐步走向制度化、法治化軌道。   為了反省與承擔大屠殺歷史罪責,德國立法者構建了涉及選舉法、刑法、國際法、民法、教育法等部門法的門類齊全、全面系統的法律體系。該體系主要分為以下四個層面:   第一,在選舉法律層面,百分之五限制條款成為德國反省與承擔大屠殺罪責的重要制度保障。   根據德國聯邦選舉法律規定,德國政黨必須在全國的得票率超過百分之五或者贏得三個以上的選區席次,才有進入聯邦議會的資格。具有否認或漠視大屠殺傾向的新納粹小黨,由於支持者寥寥,很難獲得超過百分之五的得票率。因此,這種制度設計可防止聯邦議會中出現極端勢力成員,避免在聯邦議會場所出現否認大屠殺罪責的極端觀點,從而防止納粹黨依靠選舉上臺的悲劇重演,有效保障了德國政治制度的穩定性。   第二,在刑法層面,德國將否認大屠殺言行規定為犯罪行為。   上世紀60年代初進行的奧斯威辛審判,促使德國聯邦議會通過決議,取消對於納粹大屠殺罪行的追訴時效限制。自1985年起多次修訂的《德國刑法典》第130條與189條則將公開否認或辯護納粹大屠殺行為確立為嚴重的刑事犯罪行為,該行為不受《德國基本法》第5條“自由表述”條款保護,行為人可被處以五年有期徒刑或罰金,而美化納粹或為納粹辯解、損害大屠殺受害者尊嚴的人員可被處以三年有期徒刑或罰金。2009年,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在“溫德爾決定”中重申了《德國刑法典》第130條關於嚴懲否認大屠殺言行的內容。   第三,在賠償法律層面,德國制定了全面與長期賠償大屠殺受害者或其後人的法律。   1956年,德國聯邦議會通過《納粹受害者賠償法》,併在1965年對該法作出重要修訂。數以百萬計的納粹大屠殺受害者或其後人依據該法獲得了賠償。在國際法層面,1959至1964年,德國與11個西歐國家簽訂了所謂的《全球協議》,為包括大屠殺受害者在內的納粹受害者支付了8.76億馬克賠償金。德國還與以色列、波蘭、俄羅斯等多個國家簽定《盧森堡協議》等多個雙邊或多邊國際條約,為在這些國家生活的大屠殺受害者或其後人提供長期與全面經濟賠償。   第四,在教育法律方面,德國將大屠殺罪行列為青少年必學內容。   二戰後,德國政府作為主導力量持續推進以反思大屠殺歷史為核心的國民再教育活動。德國的再教育涵蓋領域極廣,不僅涉及青少年的校園教育,而且延伸到校外教育。德國聯邦與各聯邦州的教育法律(如《柏林州中小學校法》)都將抵制納粹意識形態侵蝕規定為德國各青少年教育機構的法定義務,納粹大屠殺歷史被規定為青少年曆史教育的必修內容。   在承擔大屠殺罪責的法律體系框架下,德國政府與司法機關嚴格施行相關法律,獲得國際社會廣泛認可。   一方面,德國檢察機關持續追查與起訴負有大屠殺罪責的納粹人員,甚至多次從國外引渡納粹戰犯回國受審,已盡最大可能將仍然在世的大屠殺責任者繩之以法。另一方面,德國依據刑法等法律,嚴厲打擊損害侮辱大屠殺遇難者尊嚴的言行。例如,德國權力機關依據《德國刑法典》第189條規定,嚴令禁止新納粹分子在大屠殺遇難者紀念物附近從事集會游行活動,以捍衛大屠殺遇難者的人格尊嚴。   在德國的積極推動下,歐盟在2007年頒佈了《關於打擊種族主義與仇外主義的指令》。依據該指令,所有歐盟成員國都應將否認納粹大屠殺言行確定為刑事犯罪行為。該指令可有效遏制在意大利等歐盟少數國家出現的美化大屠殺的新納粹言行。   因此,德國在法律層面深刻反省與全面承擔了納粹大屠殺歷史罪責。通過認罪懺悔,德國獲得國際社會認可,也因此走上一條融入歐洲的國家重生之路。   (作者單位:華東政法大學經濟法學院)   (原標題:德國如何立法主動承擔納粹大屠殺罪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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